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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行為的理性與非理性
陳胤安 清大人文社會學系 2006 10 24
社會「科學」的發展一開始從經驗主義、實證主義開始，重視科學的方法，將研究觀察者區別出被觀察者，企圖消除研究者主觀的偏見在裡面，並且試圖去尋找一個通則性的規律進而能預測結果，經驗主義者便相信人類的知識是來自於「經驗」而來。但社會科學家開始反思這樣子的假設，觀念論者開始對「人類的知識來自於經驗」進行批判，他們認為如果人類不具有「概念」，這種與生俱來的心智結構，很多知識無法被組織起來，也就是我們的觀察不可能從我們每個「個體」脫離，因為所有我們所觀察的事物，其實都已經透過概念的處理，而這些觀念論者大體上可以分成三個類型去理解人類的行為：新康德主義、理性選擇理論、詮釋學與現象學。
理性選擇理論認為「社會現象就是個體所涉入選擇的總和」(Smith, 2003[1998]:230)，奧地利經濟學家米塞斯試圖建立一個純人類行為的律則科學，而這理論稱為praxeology（筆者翻譯為：「實踐科學」，與原本smith翻譯的「經濟人類學」不同），他建立一個普遍有效的知識，這個知識能夠先於經驗所存在的知識開始，且能透過理性被確認，「沒有其他的價值判斷，比那些我偏好、我比較喜歡、我希望的宣稱來得多」(Mises, 1957:22) ，因此所有的事情都只能透過行動者的主觀偏好被確認(Smith, 2003[1998]:234)。後來有人繼續發展這個理論：博奕理論(Theory of Games)，這理論假設所有賽局的參與者，都知道所有可能的選擇或所有遊戲參與者所開放的對策，以及它們的可能結果，而這些行動者企圖使對方得點減到最低，以使自己得最高分(Smith, 2003[1998]:235)。因此，理性選擇理論者認為人類的活動是一種理性的行為，是一種透過精密計算與思考的行為，每個行為的個體都知道他們在做什麼、也預期他們會發生面臨的狀況。
也因為如此，批評者有兩大焦點：一是理性選擇論者的「理性」是什麼？在一個情境中，被視為理性的行為，也許在另一個情境中，被認為是不理性的作法，因此，理性的特徵也需要視其發生的情境而定；另外，這個模式何時才能有效的運用？即使人類是最大化自己利潤的理性行動者，但為達到相同的結果，人類有可能以本身對於這個決定所可能造成的結果的瞭解，以及不同工具使用所可能造成結果的最完整的知識來做為選擇標準(Smith, 2003[1998]:238-239)。
筆者延伸Smith的「囚犯的兩難」(prisoners dilemma)：兩名囚犯在罪證確鑿的情況下（也就是排除兩者皆不自白），一位自白、另一位不自白的狀態下能夠達到最低的刑責，而兩者都自白的刑責加總是最大的。但是，兩者囚犯皆可能為了自己的減輕刑責而自白，最終兩者都自白而刑責為最大。因此，行動者在這情況裡面，反而因為理性的決定而進入最壞的結果。
其實，理性選擇理論必然還是要面對在實際的人類生活裡面，我們對於知識的流通性、甚至是對知識整體瞭解的全盤性是缺乏的，我們並無法知道別人的心理決定是什麼，因為彼此的心靈並不相同、我們並無法知道全體的選擇是什麼，因為我們無法即時掌握所有的狀況，即便理性選擇的確可以解釋「個體在個體選擇」的情境，但是他無法解釋個體在面對「所有個體」的結果，因為行動的個體所做的決定一樣影響了個體所存在的情境，甚至我可以說，理性選擇理論者認為的「社會現象就是個體所涉入選擇的總和」(Smith, 2003[1998]:230)是不可能的，因為個體與個體之間會產生新的關係，或許我們可以稱為「社會」或者是「文化」，「一加一」轉換成「一個人加一個人」不再只會變成「兩個人」，而是人的行為會產生別的效應影響人的行為，即便一開始是理性的行為。
甚至可以推展到，人的選擇行為可能一開始是理性的，但最後變成不理性的選擇，例如：許多名牌的歷史，過去都是由於使用性佳、價錢與品質實在而出名，但最後當這個商號的知名度轉換成知名的品牌的時候，或許品質沒有額外提高多少，價錢卻翻了好幾倍（況且在材料方面，現在比過去更充足、更容易取得），如果人類的選擇是非常理性的受過計算，那這樣的名牌根本不可能產生，一樣的品質可以找到其他的品牌比這個名牌的價格更低。這個例子表示，群體的行動事實上對於環境具有影響力，也影響了個體所處的環境，而人的理性行為也會因著群體活動產生的效應而進行非理性的行為。
而且，我們也會發現理性並不是一個那麼可靠的東西，甚至如同Elster (Smith, 2003[1998]:273)所說的，其實理性的存在是需要建立在一個龐大的資訊系統之中，必須掌握全盤的、隨時的資訊，假如我們知道有關太少有關它們的資訊的話，很難做出一個理性的決定。但是，一個情況的所有資訊甚至是結果往往得等到事情發生才有辦法知道，人類仍然無法預測真正的結果，因此，理性選擇理論會變成一個「只具有解釋，卻不具有預測能力」的理論，因為他可以站在一個事件已經完全發生完畢的時間點回顧去解釋當時的理性選擇，因為一切資訊都已經充足了，但是卻無法預測選擇後的結果，因為如同筆者所說，在群體選擇的同時，環境會有些許變化，而這些變化即變成資訊的不確定性，則理性選擇理論對於知識的前提就進入不穩定性，而退化成為一個只能夠解釋過去發生行為的理論。
參考資料
Mark J. Smith 著：吳翠松 譯
2003[1998] 《社會科學概說》(Social Science in Question)。台北：韋伯文化
陳胤安 清大人文社會學系 2006 10 24
社會「科學」的發展一開始從經驗主義、實證主義開始，重視科學的方法，將研究觀察者區別出被觀察者，企圖消除研究者主觀的偏見在裡面，並且試圖去尋找一個通則性的規律進而能預測結果，經驗主義者便相信人類的知識是來自於「經驗」而來。但社會科學家開始反思這樣子的假設，觀念論者開始對「人類的知識來自於經驗」進行批判，他們認為如果人類不具有「概念」，這種與生俱來的心智結構，很多知識無法被組織起來，也就是我們的觀察不可能從我們每個「個體」脫離，因為所有我們所觀察的事物，其實都已經透過概念的處理，而這些觀念論者大體上可以分成三個類型去理解人類的行為：新康德主義、理性選擇理論、詮釋學與現象學。
理性選擇理論認為「社會現象就是個體所涉入選擇的總和」(Smith, 2003[1998]:230)，奧地利經濟學家米塞斯試圖建立一個純人類行為的律則科學，而這理論稱為praxeology（筆者翻譯為：「實踐科學」，與原本smith翻譯的「經濟人類學」不同），他建立一個普遍有效的知識，這個知識能夠先於經驗所存在的知識開始，且能透過理性被確認，「沒有其他的價值判斷，比那些我偏好、我比較喜歡、我希望的宣稱來得多」(Mises, 1957:22) ，因此所有的事情都只能透過行動者的主觀偏好被確認(Smith, 2003[1998]:234)。後來有人繼續發展這個理論：博奕理論(Theory of Games)，這理論假設所有賽局的參與者，都知道所有可能的選擇或所有遊戲參與者所開放的對策，以及它們的可能結果，而這些行動者企圖使對方得點減到最低，以使自己得最高分(Smith, 2003[1998]:235)。因此，理性選擇理論者認為人類的活動是一種理性的行為，是一種透過精密計算與思考的行為，每個行為的個體都知道他們在做什麼、也預期他們會發生面臨的狀況。
也因為如此，批評者有兩大焦點：一是理性選擇論者的「理性」是什麼？在一個情境中，被視為理性的行為，也許在另一個情境中，被認為是不理性的作法，因此，理性的特徵也需要視其發生的情境而定；另外，這個模式何時才能有效的運用？即使人類是最大化自己利潤的理性行動者，但為達到相同的結果，人類有可能以本身對於這個決定所可能造成的結果的瞭解，以及不同工具使用所可能造成結果的最完整的知識來做為選擇標準(Smith, 2003[1998]:238-239)。
筆者延伸Smith的「囚犯的兩難」(prisoners dilemma)：兩名囚犯在罪證確鑿的情況下（也就是排除兩者皆不自白），一位自白、另一位不自白的狀態下能夠達到最低的刑責，而兩者都自白的刑責加總是最大的。但是，兩者囚犯皆可能為了自己的減輕刑責而自白，最終兩者都自白而刑責為最大。因此，行動者在這情況裡面，反而因為理性的決定而進入最壞的結果。
其實，理性選擇理論必然還是要面對在實際的人類生活裡面，我們對於知識的流通性、甚至是對知識整體瞭解的全盤性是缺乏的，我們並無法知道別人的心理決定是什麼，因為彼此的心靈並不相同、我們並無法知道全體的選擇是什麼，因為我們無法即時掌握所有的狀況，即便理性選擇的確可以解釋「個體在個體選擇」的情境，但是他無法解釋個體在面對「所有個體」的結果，因為行動的個體所做的決定一樣影響了個體所存在的情境，甚至我可以說，理性選擇理論者認為的「社會現象就是個體所涉入選擇的總和」(Smith, 2003[1998]:230)是不可能的，因為個體與個體之間會產生新的關係，或許我們可以稱為「社會」或者是「文化」，「一加一」轉換成「一個人加一個人」不再只會變成「兩個人」，而是人的行為會產生別的效應影響人的行為，即便一開始是理性的行為。
甚至可以推展到，人的選擇行為可能一開始是理性的，但最後變成不理性的選擇，例如：許多名牌的歷史，過去都是由於使用性佳、價錢與品質實在而出名，但最後當這個商號的知名度轉換成知名的品牌的時候，或許品質沒有額外提高多少，價錢卻翻了好幾倍（況且在材料方面，現在比過去更充足、更容易取得），如果人類的選擇是非常理性的受過計算，那這樣的名牌根本不可能產生，一樣的品質可以找到其他的品牌比這個名牌的價格更低。這個例子表示，群體的行動事實上對於環境具有影響力，也影響了個體所處的環境，而人的理性行為也會因著群體活動產生的效應而進行非理性的行為。
而且，我們也會發現理性並不是一個那麼可靠的東西，甚至如同Elster (Smith, 2003[1998]:273)所說的，其實理性的存在是需要建立在一個龐大的資訊系統之中，必須掌握全盤的、隨時的資訊，假如我們知道有關太少有關它們的資訊的話，很難做出一個理性的決定。但是，一個情況的所有資訊甚至是結果往往得等到事情發生才有辦法知道，人類仍然無法預測真正的結果，因此，理性選擇理論會變成一個「只具有解釋，卻不具有預測能力」的理論，因為他可以站在一個事件已經完全發生完畢的時間點回顧去解釋當時的理性選擇，因為一切資訊都已經充足了，但是卻無法預測選擇後的結果，因為如同筆者所說，在群體選擇的同時，環境會有些許變化，而這些變化即變成資訊的不確定性，則理性選擇理論對於知識的前提就進入不穩定性，而退化成為一個只能夠解釋過去發生行為的理論。
參考資料
Mark J. Smith 著：吳翠松 譯
2003[1998] 《社會科學概說》(Social Science in Question)。台北：韋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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