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道

聖公會福音派的貢獻

張志明(客座講師)

引言

除了少數屬於主流教會的牧者外,海外華人神學對「宗派」 的問題多不感興趣,覺得這是西方教會改革運動中的遺留症,與我們華人教會無干。可是西方教會的傳統由來,或好或壞,是正面或是負面,也有其中的歷史因素。其實,那一些自認沒有宗派的華人教會,可嘗不是有著自己獨特的傳統?要知道我們的文化和背景,都一直影響著我們對聖經的看法,從而也會影響到我們的神學思想,這實是在所難免。本文在於簡單介紹聖公會成長的歷史過程,尤其淺述聖公會福音派的神學貢獻,從而拋磚引玉,使其他華人信徒也可以得到適當的參考。

聖公宗福音派的簡史

聖公會(Anglican或稱 「安立甘」)起源於英國,因在十六世紀改教運動在歐陸的興起,再加上愛國主義抬頭和羅馬教廷反對英皇亨利八世離婚,英國不少信徒傾向更正教(俗稱「基督教」),最後導致英國教會在1534年正式脫離了羅馬公教(俗稱「天主教」)。克蘭麥(T. Cranmer,1489-1556)亦成為英國教會脫離羅馬教廷後的第一位坎特布里大主教。他於1549年在愛德華六世在任期內,編寫了第一本的公禱書。因克蘭麥深受馬丁路德的教導所影響,他的公禱書也充滿著歐陸的改革教義。

但與此同時,克蘭麥也非常欣賞正在日內瓦作宗教改革的加爾文,也接納另一位瑞士改革家慈運理的一些神學思想。在訂定聖公會的信仰和教義綱領時,他接受了路德的「憑信稱義」和加爾文的「預定論」,但卻否定了羅馬教廷的「變質論」[1];克蘭麥也淮許教牧結婚和繼續保持嬰孩洗禮的傳統。愛德華六世英年早逝,瑪莉皇后於1553年登基後,嘗試再次使英國教會歸返羅馬教廷。那時大批熱心改革份子也被處死或流亡外地,不少逃到加爾文的日內瓦;在短短五年間,約六百名更正教徒、主教和領袖被處死,流亡海外的更不計其數。而克蘭麥在次年也被捕入獄,更於1556年被判傳異端定罪,以七十八的高齡公開在柱上被火燒死而殉道,但也成為英國教會內福音派領袖們的鼓勵。

直到了1558年這「血腥瑪莉」去世後,伊利沙伯一世為了政治和宗教的穩定,重新改良克蘭麥的公禱書,使非更正教徒都願意接受和使用,也立例規定一致的崇拜,教牧不可善自更改禮儀,以免引起社會上因宗教衝突帶來的不安。所以在政綱上,不論是政治、宗教或神學,她都採取「中庸之道」,盡量避免走到羅馬或日內瓦的極端。伊利沙伯也自封為「英國教會的護教者」,使教會不再受教皇控制。在此期間最有名的神學家就是胡克(R. Hooker,1554-1600),他一方面反對羅馬教廷的「虎視眈眈」,但也同時反對一班清教徒想引進「長老宗主義」的計劃。清教徒在教義上多屬加爾文主義,但在教會行政上多反對主教制和愛喜用長老制,認為後者才是聖經唯一的教導。他們贊成政教分離,原欲以聖經為本來潔淨英國教會,希望除去天主教過去的腐敗。他們的後人更於1620年9月首乘「五月花」(Mayflower)前往美國新大陸,從而將清教徒派的更正教帶到美國,但一批福音派人士卻仍決定留下來繼續改革聖公會。聖公會中的福音派也在 1799年成立了聖公會的第一個宣教團(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去推廣海外宣教事工。

公禱書的改革教義

聖公會的福音派不反對在崇拜中使用公禱書,因公禱書對聖餐的看法多為改革教義。當時歐陸的改革家雖然是反對天主教的彌撒,但他們之間郤對聖餐有不同看法。公禱書裡「謙恭近主文」中的『我們到 祢的聖桌前,不敢靠我們自已的功勞,惟祢的恩惠是無限量...』 就是依照路德所堅持「憑信稱義」的道理而編寫;而跟著的『現今求主施恩典憐恤我們,使我們靠著聖子的身體和寶血,能時常在祢裏面,祢也常在我們裏面...』也表明到在聖餐中基督實體的同在,這也是受了路德的「合質論」影響。

當時加爾文對聖餐的教導與路德所提的不同,認為基督已榮升了天,現今是聖靈藉著聖餐和我們的信心,從而提升我們去經驗主的同在。而慈運理在早期曾提倡聖餐只是一種象徵,是對基督之死的紀念而已,與實則基督的同在無關,而這觀念也一直影響著浸信會和其他的獨立教會。克蘭麥卻非常有技巧的將這三位出名改革家的神學亮光全收進了他的公禱書的禮文中!例如在分派聖餐時,聖公會的牧師會說:『這是基督的聖體,天上的靈糧(路德)。你拿這個吃,為要紀念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為你捨身(慈運理),也要憑著信心前來領受,心存感謝(加爾文)。』

克蘭麥不遺餘力使聖經翻譯為英語,也堅持對聖經權威的尊重,超越教皇的命令。因當時平民百姓多不識字,家中也不可能有聖經,只有在教會崇拜當中才可接觸,故在設計公禱書中,克蘭麥非常注重多讀經,鼓勵更多人能因聽到聖經的宣講而明白真道。原則上他希望信徒多聽上帝的話語,因這聖經是「得救要道」,也是信心的源頭。[2] 我們能認識救主耶穌基督為中保,也是藉著聖經的啟示。[3] 公禱書所教導和表達的都是澈頭澈尾的聖經神學。克蘭麥也利用公禱書中不同的禱文和古先賢的信經[4],來表達聖經的教義和耶穌基督福音的中心思想。時至今在聖公會崇拜時,仍要恭讀舊約、新約、詩篇和福音書;因為根據聖公會福音派的原則,上帝話語的事奉不單單是講道,也包括讀經,故讀經員很多都需受過訓練。

啟示,理性與傳統

雖然胡克本身也是非常欣賞加爾文的神學,但他卻抗拒清教徒派中一些極端的加爾文主義。[5] 胡克擔心和預期到教會一旦若採用「長老制度」,則國家的政權就會慢慢由君主制而步向共和體制,而君主權勢就由國會取代,國家政局也會受到動盪和影響。[6] 胡克深感到信徒應專重在位者的權力,教會也應明白到政治性的規限,只可接受現實而在平靜安穩之下才作出慢慢的改革。雖然胡克和清教徒都承認聖經是上帝對人類的啟示,也是上帝的話,但其中最富爭議的,就是對聖經本身功用的不同看法。清教徒認為若沒有聖經的淮許,教會就沒有權力執行,而長老制則是聖經明文指定不可更改的。反過來,胡克認為若沒有聖經的禁止,教會是有本身一定的權力去定例、立案和執行;雖然聖經是啟示,但這是需要理性和教會的傳統來引証,否則就會誤將自已對聖經的解譯絕對化,變成了危險和極端性的教義了。對胡克而言,這是天主教將傳統絕對化的錯誤,也是清教徒將教義絕對化的危機。[7]

胡克認為,沒有理性的和教會的傳統,我們就不能夠從聖經上真正得悉上帝的心意。清教徒想藉聖經的教導從而將教會帶到一個「純正」的階段,但實則上卻只是變成了法利賽主義而已。例如清教徒爭論其他在崇拜中的一些禮儀,包括點蠟燭和跪拜等等,也反對在婚禮時,相方跟據傳統互相交換戒指。他們認為因聖經沒有提到,就不應有此儀式;但胡克倒覺得因沒有聖經明文禁止,故此我們是可以憑常理而接納的。因此,以接受理性和傳統的附助來明白聖經的啟示,也成了聖公會福音派做神學其中最特出的模式。

現今聖公會多元化的特色

聖公宗的增長,一方面是因大英帝國和殖民主義擴張,另一方面CMS在宣教工作上也有極大的貢獻,尤其是將聖公會中的福音派傳統分佈於世界各地剛建立的聖公會教區。而聖公宗是基督教派其中一個規模較大的宗派[8],但在教會行政上,聖公宗卻不像羅馬公教一般集權於教皇的管轄。每一地方教區都是自治自養自傳[9],因每一個教區都是獨立;每十年全球所有主教們都會聚集倫敦召開蘭柏會議,而英國坎特布里大主教只是全球聖公宗的精神領袖而已,他對其他教區沒有直接的管轄權。

為反對十九世紀在聖公會盛行的自由理性主義,一班聖公會學者和教牧在1833年發起了「牛津復興運動」,嘗試恢復早期教會的儀式和提倡注重聖餐禮,這運動的後人也是現今聖公會中的所謂「高派」或「禮儀派」。雖然所有教區都保留了主教制度和傳統的崇拜禮儀,但聖公宗本身也可以說是一個多元化的宗派,因為每教區的神學特色與當地主教的領導是息息相關。[10] 現今全球聖公會本身也有不少福音派的教牧[11],以目前澳洲而言,雪梨教區是全球最福音派的一個教區,而墨爾本教區福音派的比例則只是若佔半數而已。[12]

故此聖公宗其中的特色就是取更正教和天主教兩者之長,以聖經、大公信條和公禱書作為信仰的根基和不同教區傳統的共通點。聖公會中的福音派雖然多受加爾文神學影響,但卻可以避免加爾文主義,也可以同時欣賞聖公會中其他派別的神學觀點。在神學和道德性的爭論時,大家都會遵守辯論規則,不同派別都採取互相尊重的態度,不會因自已的主觀而在爭論中隨便作出人身攻擊, 也盡可能保持在主內一家的團契。當聖公會的福音派在維護聖經真理時,他們也會應用客觀的理性,參照教父傳統和學習聆聽不同的意見。

結論

在華人教會中,除了天主教外,聖公會可以說是其中一個歷史上最悠久的宗派了。但聖公宗本身決不是完美,甚至可算是「茛莠不齊」!但聖公會的福音派卻不會像清教徒和循道會友般離開去另組更「純全」的教會,因為他們不相信這世上會有完美的宗派!除非所傳的福音偏離正道,否則使教會發生不必要的分裂是不設實際的。在以理性反省去明白信仰的大前題下,聖公會的福音派多投身於學術研究和神學教育[13],更在過去不斷參予教育、宣教和社會關懷,而這些都是華人福音派近三十年才開始注重。期望未來澳洲華人教會也能應用「中庸之道」,不要因非教義性的理由而隨便分裂,更應開始學習欣賞教會一直遺留下來的禮儀,參考早期教父傳下來的智慧和豐富的神學歷史寶藏,以至在擴展上帝國度裡能更進一步。

註釋:

[1] 根據羅馬教義,當神父禱告祝聖後,餅和酒就會分別成為基督的聖體和寶血。聖公會信仰綱領第二十八條是特別反對此「變質論」。

[2] 參聖公會信仰綱領第六、七條。

[3] 參聖公會信仰綱領第十一和十八條。

[4] 聖公會接受三信經,分別是尼吉亞信經、亞他那修信經和常用的使徒信經;參聖公會信仰綱領第八條。

[5] 當時任清教徒派的領袖是劍橋大學神學講師卡威(T. Cartwright),也是胡克的神學和教會政綱的辯論對手。

[6] 事實上後來清教徒也有參予英國內戰,導至查理士一世於1649年被砍頭處死。

[7] 「基本主義」就是將聖經其中一種解釋當作是唯一的解釋。反過來,若同時反理性和反教會傳統而只注重啟示的話,我們就會跌進了「靈恩派」和「貴格會」之反理性和反架構模式。

[8] 跟据最近統計全球之聖公會會友人數若七千四百五十萬(參International Bulletin, Jan. 99, p.25)。

[9] 現今中國教會的「三自」概念也是源出於被差往中國事奉的外籍聖公會宣教師。最早期來華的美國聖公會教士駱武和韓森於1835年先到廣州(參港澳教區公禱書p.408)。

[10] 例如紐約教區多是自由派,新加坡教區卻是靈恩派較多,而布理斯本教區則是禮儀派。而雪梨教區卻是福音派。

[11] 今世紀全球最出名的五位福音派領袖中,有兩位是聖公會牧者。 他們分別是史托德牧師(John Stott)及現今在溫哥華維真學院(Regent)的神學家巴刻博士(J. I. Packer),其他三位是著名美南浸信佈道家葛培里(Billy Graham),和已去世的長老會神學家薜華(F. Schaeffer)及鍾馬田牧師(Martyn Lloyd-Jones)。參卡瑟伍德 著的五位福音派領袖(張惠卿譯,1991年角聲出版)。前華福會香港區主席鍾嘉樂牧師也是聖公會福音派的領袖。目前後起之秀的聖公會福音派神學家有牛津大學的麥嘉博士(A. McGrath)和墨爾本的舒樂博士(C. Sherlock)等。

[12] 保守估計在雪梨 教區的福音派牧者是超過85%,原因在乎聖公會的摩亞神學院(Moore)是全澳洲以教導聖經出名。 在墨爾本教區的兩間聖公會神學院中,即「衛理」(Ridley)和「三一」(Trinity),只有前者是福音派。 從三一畢業被按立的聖公會牧師不一定持守福音派信仰。

[13] 維省聖經學院(BCV)前身 MBI 的創辦人 Rev. Nash 亦是聖公會福音派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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