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伯是否仍然活著 @ Anthropologist Theologian

韋伯是否仍然活著？再思基督教信仰與經濟

余創豪

「具有攻擊性」的「成功福音」

四年前，我曾經在《時代論壇》發表過一篇關於諾貝爾經濟學得主霍高（Robert Fogel）討論基督教社會功能的文章，大約兩年前台灣《基督教智庫》網站轉載拙文，但在《佛門獅子吼》網站中一些網友貼出強烈反駁，總括來說，他們指出美國的有很多社會問題，不能過分美化基督教；一年前中文大學經濟系教授梁嘉銳博士亦在《時代論壇》發表了一篇題目為〈基督教信仰與經濟〉的文章，梁博士指出：以基督新教為文化基礎的國家，平均來說擁有較好的經濟表現。有幾位讀者都對此作出了極之負面的回應，例如說這篇文章「奇怪」、「具有攻擊性」（offensive）、「充滿宗教和文化歧視」，反對的觀點大概可以總結為幾點：基督新教有很多宗派，什麼基督教的版本有利於經濟發展呢？而且，梁博士所說的新教工作倫理，無非是美國人「偷取」了基督教信仰之後，以此來合理化自己的「成功福音」，所謂「成功福音」（Prosperity gospel），是拿世間成就作為上帝祝福的証明，但是，這種成功福音假設了資本主義是最理想的經濟制度。

韋伯論題的再思

梁博士的論點，可以說是延伸了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在《基督教工作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理論，簡單地說，韋伯論題（Weberian thesis）就是：基督新教工作倫理是對物慾自我克制和視職業為使命的生活態度，這就是所謂「入世的修道精神」（This-worldly asceticism），這種生活取向與加爾文教派有密切關係，加爾文派相信人的救贖是神所預定，然而，人無法測透神的旨意，於是乎基督徒之間出現了一種心理狀態：人要肯定自己是被揀選的，是已經得到救恩，就需要通過行動証明自己，禁慾、辛勤工作、累積財富就是明顯的証據，而這是發展資本主義制度的有利條件。

有趣的是，部份針對梁博士的批評，跟從前馬克思主義者對韋伯論題的批判有點相似，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是基層建築，思想是經濟的結果，而不是因由，這類似中國人所說的「衣食足然後知榮辱，倉廩實然後禮義興。」資產階級卻倒果為因，以經濟成果合理化資本主義，於是乎，這虛假意識令人失掉對資本主義批判精神。

二零零四年十月是韋伯名著《基督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面世一百周年紀念，，康奈爾大學特此舉辦了一個環繞著韋伯論題的學術會議，著名社會學家比格（Peter Berger）為此會議而撰寫的文章，值得向讀者介紹。本文的重心，並不在於反駁以上對梁博士的批評，而是希望通過介紹比格的文章，指出現今宗教與經濟關係之研究，並不只是側重美國基督新教的優越性。但是，即使探討經濟和其他因素的關係，例如種族、文化，我恐怕仍然免不了令很多人覺得這類研究「具有攻擊性」和「充滿歧視」。

自一九八五年開始，波士頓大學已進行宗教和經濟表現之關係的研究，除了比格之外，多位學者亦參與此項計劃，而且成績斐然，例如馬田（David Martin）撰寫的《方言火焰》（Tongues of Fire），探討靈恩運動對拉丁美洲社會、經濟的影響；屈定（Gordon Redding）則著有《中國人資本主義精神》一書，著眼於新儒家倫理怎樣推動海外華人的經濟發展，而比格自己亦探索西班牙天主教文化的經濟效益，研究成果結集於《聖人與謀士》（Saints and Schemers）一書。

值得一提的是，張國棟先生讀過本文初稿之後，指出本文所談論的，頂多只可以說是「類韋伯論題」（Quasi-Weberian thesis），而不是嚴格意義的韋伯論題，筆者同意張國棟所說。事實上，拉丁美洲的靈恩教派、西班牙的天主教會，其價值取向與加爾文教派大相逕庭。張國棟又指出：韋伯的理論只是初期資本主義興起的分析，當資本主義略為成形，加爾文主義、清教徒的影響力已漸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效益主義和物質主義。這亦是十分真確，韋伯說：當資本主義得勢之後，「這在生命中帶著使命感的工作倫理思想，就好像消亡了的宗教思想之鬼魂。」故此，筆者需要強調：比格等學者並不是將原本的韋伯論題套入其他文化，正如張國棟所說，他們只是抽取了自我克制、勤奮工作等要素而建立「類韋伯論題」，換言之，比格等人之重點是工作倫理，而不是基督新教。

宗教、文化對南美洲、亞洲、西班牙的經濟影響

雖然美國靈恩派在過去幾十年急劇增長，但是美國基督新教的主流仍然是福音派，馬田研究靈恩派對經濟的影響，可說是一個嶄新的角度。他發現靈恩派令人擁有經濟發展和社會向上爬動（Social upward mobility）的相對優勢（comparative advantages），這情況在智利、巴西、危地馬拉都可以見到。南美洲國家以天主教為主要宗教，但是，危地馬拉的新教徒卻佔了人口中很高比率，當中又以靈恩派信徒為多數，在全國佔人口四分之一，在首都更高達三分之一，靈恩運動可說是一個文化革命，因為信奉靈恩派者都由貪圖逸樂而變成刻苦耐勞、節儉、誠實、自制、遠離酗酒、性濫交。比格因此打趣地說：「韋伯仍然活著，他在危地馬拉。」

二次大戰之後，亞洲四小龍（香港、台灣、南韓、新加坡）和東南亞華人（印尼、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的經濟成就，令學者開始質疑韋伯論題，韋伯曾經說中國儒家思想並不利於經濟發展，但是，除了四小龍之外，在文化上曾經受過中國文化影響的日本，曾幾何時甚至超英越美，屈定因而肯定儒家文化對推動經濟的價值。不過，比格卻有所保留，他認為儒家的確對日本企業文化有深遠影響，儒家文化與日本武士精神結合，形成了日本人頑強的鬥志。可是，在創造經濟奇蹟的華人之間，又有幾多人真的受到儒家文化影響呢？他們大多數人都從未閱讀過儒家經典。與其說推動華人經濟之背後動力是儒家文化，不若說是實用主義的價值觀。比格所說也許適用於香港，但台灣的情況卻不一樣，在蔣氏父子主政時代，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十分普及。

一直以來，不少學者認為在增進經濟效率方面，天主教文化比不上新教文化，比格卻指出：在一九二零至三零年代，西班牙發展出的天主教文化，能夠與資本主義接軌，從前天主教提倡「出世的修道精神」，但是西班牙的新天主教文化，卻主張接近韋伯論題的「入世修道精神」，換言之，就是將克勤精神表現在日常生活中，如是者信仰與生活結合，就更加有利於經濟發展，而這種文化現象與韋伯論題相容。

需要勇氣、理性和誠實面對日本的挑戰

比格指出：基督教工作倫理是一個必須、但不是充分的經濟發展因素，它必須與其它因素配合才可以發揮作用，不過，我不清楚他所說的基督教工作倫理，是因著相信基督教、或受了基督教文化影響而衍生出來的工作倫理，還是跟基督新教文化相近、但未必是源自基督新教的工作倫理，看來這是後者。

無論如何，波士頓大學這些研究一定會令很多人不高興，例如說靈恩派在南美洲國家有助社會向上爬動，原有天主教勢力便會感到不滿，而且靈恩派屬於新教，美國又是新教國家，這更加挑起反美情緒；亞洲四小龍和東南亞華人的經濟成就，會傷害南洋原居民的自尊，無論將這成就歸因於儒家思想、或是實用主義，這仍然不會緩和東南亞的排華情緒。

比格在文章中說了一個很有意思的故事：南非脫離種族隔離政策而邁向民主化之後，有一次比格跟一些南非的黑人知識分子交談，他們強烈地表示不滿南非白人控制著國家經濟命脈。比格向他們提出一個思想實驗：倘若現在控制著國家經濟的是黑人，那又怎麼樣呢？貧富可能仍然一樣懸殊，社會上依然會存在著很多不公平的地方。事實上，許多貧富懸殊的國家，都是單一種族。

我認為：即使在單一種族的社會下發生經濟表現差距，人們仍然可以在其他分類方法上發展出對立意識，例如宗教。探討為何發生表現差距，便需要勇氣、理性和誠實。一九七零年代末期至九零年代初期，日本的經濟實力如日中天，哈佛大學教授沃格爾（Ezra F. Vogel）甚至著書立說，讚揚「日本第一」。筆者自一九八零末開始在美國讀書、定居，瀏覽過無數美國人探討日本經濟奇蹟的論述，不少人將日本的成就追溯到神道教、武士道，神道教的忠君愛國思想，令日本人團結和以國家利益為先，武士道鼓勵人不怕艱辛、不成功就誓不罷休……。

過去百年來中國受過日本軍國主義欺凌，坦白說，作為一個海外華人，面對這種讚揚日本宗教、文化優越性的論調，我心中滿不是味兒，當我在奧拉克荷馬大學研讀文化比較時，我乾脆否認日本的經濟成就和文化優點，說他們的成功無非是因為二次大戰之後得到美國大力援助，跟著抄襲美國科技、實施經濟保護主義……。

但是，仍未忘懷「珍珠港事變」的美國人，對日本宗教、文化冷靜的研究、虛心的學習，卻令我讚嘆不已。例如上述的沃格爾教授，於一九八五年撰寫了《日本的成功與美國的復興》一書，鼓吹美國人要向日本學習。在短短十年之間，美國執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結果美日之形勢完全倒轉過來，日本學者八誠証基、水野隆德，都讚嘆美國在經濟上的適應力和持續力。

歐美不同的基督教工作倫理

我同意一些批評者所說，韋伯論題的確有一些漏洞，韋伯論題中所說的基督教，是指加爾文派，那麼，其它基督教派又是否有利於經濟發展呢？事實上，不同的基督教國家，也有不同的工作倫理，美國歷史學家布祖斯（Robert Bucholz）曾經在英國留學，他說自己引以為傲的美國工作倫理，對英國人來說是很奇怪的東西，因為英國文化認為一個優雅的紳士，應該有很多閒暇，而不應工作過度。十九世紀初期，法國人托爾維克（Alexis de Tocqueville）曾經來美國考察，他發現雖然美國人和歐洲人同樣受到基督教影響，但是美國人的工作倫理跟歐洲人大相逕庭，美國人視工作為「光榮」（honorable），而且做起事來很有雄心。二十世紀初葉，德國人文士比（Munsterberg）對美國人的工作倫理亦讚嘆不已，他指出：一般美國人不稀罕不勞而穫，而是以創作藝術的態度去享受工作，因此收成才有意義。歐洲人很喜歡攀龍附鳳，丈夫以岳家的財富而沾沾自喜；但美國人卻不齒夫憑妻貴。歐洲人很喜歡賭博，甚至很多大教堂也是由賣抽獎券而籌款重建的；美國人卻反對走捷徑致富或籌款。歐洲人破財時，便感到好像失去了自己生命的一部份，但美國人卻把錢財看為身外物，美國股市暴跌之後，美國人能平靜地重整旗鼓，歐洲人卻會暴跳如雷，甚至自殺輕生。

行文至此，我聯想起其中一位批評梁博士的讀者，說美國利用基督教來合理化自己一套，不過，值得一提的是，托爾維克和文士比都是歐洲人，而不是美國人。其實，歐洲與美國的差異，可以用比格的理論去解釋：基督教工作倫理是一個必須、但不是充分的經濟發展因素，工作倫理能夠發揮出經濟效益，視乎與其它因素的配合。以儒家文化為例，在很長時間裏面，儒家思想在中國社會並沒有孕育出高度發展的經濟，但是，儒家思想與日本武士道結合之後，卻可以導致日本成為經濟強國。

韋伯論題是不完整的解釋

批評者認為：其它宗教、文化都可以發展出強勁經濟，高舉基督新教的作用，是沙文主義、宗教歧視。邏輯學家奇里（David Kelly）對韋伯論題作過類似質疑，他指出：遠在新教出現之前，天主教城市，如威尼斯、里斯本，已經是繁榮的商業中心，而且很多成功商人是猶太人和天主教徒。因此，韋伯論題是不完整（incomplete）的，因為很多殊例都無法被韋伯論題涵蓋、解釋。

不過，說韋伯論題不完整，並不等如說韋伯論題不成立，不能解釋一些特殊例子，並不等如對現有個案的解釋不正確。精通統計學的哲學家活華特（James Woodward）指出：一個有效的因果推論，並不需要永無止境地覆蓋所有個案，而是在一個特定的合理範圍中顯示解釋之不變性（invariance within a reasonable range）。值得留意的是，即使比格和他在波士頓大學的同僚在南美洲、亞洲、西班牙，觀察到韋伯論題不能圓滿解釋的現象，他們便將韋伯論題延伸到其他宗教、文化中間，而不是將韋伯一筆抹去。而且，今天韋伯論題在一些地方仍有很強的解釋能力，例如在康奈爾大學會議中，霍金斯大學美籍日裔教授福山（Francis Fukuyama）指出：許多前共產主義國家逐漸將計劃經濟轉型為市場經濟，當中最成功者是新教國家，其次是天主教國家，跟著是東正教國家、穆斯林國家。

結語

正如我在文章開首所說，本文的目的並不是要反駁全部批評者的論點，我也不希冀比格等人的研究，能夠解決所有韋伯理論的問題。相反，這篇文章帶出了更多問題，例如比格所說的基督教工作倫理，似乎是與基督新教文化相近的敬業樂業態度、刻苦耐勞精神，其他宗教、文化亦可以有這種工作倫理，那麼，基督教工作倫理還有什麼獨特的地方呢？不過，即使在基督新教以外的國家可以見到工作倫理與經濟成就，但平均來說，新教國家在這兩方面仍是比較優勝，可惜，這些題目難免令人感到不快，但願我們可以向托爾維克、文士比、沃格爾借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