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類學的南方傳統及當代意義
黃向春
文章來源:光明日報
一
中國人類學已經走過了近百年的發展歷程。由於學術淵源的差別,自上世紀30年代起,人類學在中國的發展逐漸形成了南北兩大傳統:北方以燕京大學、北京大學為基地,以吳文藻、費孝通、李安宅、楊堃、林耀華等人為代表,秉持人類學的功能主義、結構—功能主義,與社會學結合緊密,被稱為中國人類學的「功能學派」;南方則以中央研究院及廈門大學、中山大學為基地,以凌純聲、芮逸夫、林惠祥、楊成志、衛惠林等人為主將,受進化論、傳播論和歷史具體主義影響深刻,與歷史學關係密切,被稱為中國人類學的「歷史學派」。這兩大傳統各有側重,影響深遠,並在理論和方法上形成互補和呼應,對中國社會文化的研究和中國人類學學科體系建設均作出了重要貢獻。
相對於功能學派強調社區方法論、主張社區作為社會縮影的整體性、注重社會構成的功能與結構分析、並以直面社會現實問題為己任,歷史學派歷來以從人類學視角關注歷史問題並糅合史學方法為旨趣,著重於探討社會、文化的變遷,注重史料考據和古今比較,以分析和還原民族或社會、文化的歷史過程為目標。在長期的探索中,歷史學派人類學在以下傳統領域形成了鮮明的流派特色。
——中國民族史研究。既關注總體的中國民族史進程及其與國體史的對應關係分析,又關注由社會、經濟、文化等要素所構成的古今各民族分類、形成、發展、演變的族體史及其與區域文化關係的追溯。由於強調以人類學理論方法分析中國材料,該學派體現出兩個方面的整體觀。一是人類學的學科整體性追求:踐行文化人類學、體質人類學、語言人類學、考古學人類學及民族志的綜合研究,因而具有「全域性」的特點,同時又自覺回歸歷史,主張「人類學是一門用歷史眼光研究人類及其文化的科學」。二是歷史—文化的整體觀:與功能學派強調社區作為社會「縮影」的整體性相對照,歷史學派的整體觀注重民族或文化形態必須在歷史過程的整體性中加以解釋,並在建立民族史的總體框架,以及對歷史文獻中民族志資料的蒐集、整理和分析、運用上貢獻卓著。
——物質文化研究。以物質文化為界定民族的客觀標准,並以物質文化的起源、形成、傳播、變遷來復原民族過程和社會過程,是歷史學派另一個悠久而富有特色的傳統。從史前物質文化到近現代各民族物質文化,從物的經濟到物的習俗,從物的類型比較到物的傳播過程,從物的功能、器用到物的觀念、象徵——歷史學派所呈現的物質文化,不僅是構成社會發展史的客觀基礎,同時也通過尋找「躲在文化背後的民族」還原出「物」與「人」(社會)的復雜關係。這些研究不僅創立了南方民族物質文化史的譜系,而且由物質文化特徵所抽象出來的概念,諸如「東南區」、「西南區」、「東南—南洋區」、「環太平洋文化圈」等,成為經典的區系類型學說和區域「民族—文化」模型的基礎。
——從民俗到宇宙觀。由於歷史學派與民俗學運動在南方的興起關係密切,兩者的交叉互動不僅使民俗研究成為跨學科的試驗場,而且促成了人類學、歷史學均重視民間文獻與民俗生活的方法取向。這一領域的研究,從民俗的起源、分佈、變異出發,兼及相關的「文化叢」分析,在方法上強調文獻稽考與實態觀察互參互證,主張從社會文化整體和歷史發展脈絡中揭示民俗的性質,並追求從民俗解析達到對大眾思想和觀念世界的理解。這些探討開創性地體現了對「人觀」和「宇宙觀」的思考,並為打通「民間文化」與「精英文化」提供了範例。
——文化類型與文明史。以物質文化及區域「民族—文化」體系為基礎,歷史學派初步建立了一種從文化類型到文明史的解釋模型。該領域立足於史前物質文化的區系類型,結合文化分析與社會分析,使對各時期國家形態發展史的探討具有了更為豐富的內涵。既突破了中原中心模式,又顧及了不同文明形態與中原文明的密切互動,以及文明史與國家史的多維關聯,為建構「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理論模型作出了重要貢獻。同時,這些研究對東南區域「民族—文化」體系在東亞、東南亞及環太平洋的「中介」和「通道」地位的界定,為在當代尋求以「天下觀」為紐帶的本土人類學文明比較研究開啟了窗口。
二
就目前的發展態勢而言,功能學派由於更加貼近社會現實,在「傳統—現代」的重大變革研究中更具針對性和應用性,由這一傳統所倡導的社區方法論,已經成為中國人類學最主要的研究取向。相比之下,由於對歷史學派的形成產生過重要影響的進化論、傳播論等早期人類學理論流派已淡出主流,加之後現代思潮的沖擊,該學派的傳統因受到多方挑戰而有式微之虞。毋庸置疑,歷史學派在特定的發展階段的確存在侷限,但這些侷限多屬「時代」的烙印,它「以人類學眼光處理中國材料」的基本立場決定了它是一個可以與時俱進的傳統,若在理論更新、視野拓展的基礎上自我揚棄,定能尋求與現實需求和當代學術熱點的緊密結合,從而煥發出新的活力。這主要表現在:
第一,物質文化研究仍大有可為。物質研究在當代國際人類學的回歸,已表明新時期的物質研究與後現代的有益反思並不矛盾。強調物質文化研究的根本性,可以避免把物質與社會文化相割裂,過分強調文化的個體經驗、主觀直覺從而導致某種「不可知論」的弊病。歷史學派在物質的社會屬性、物質的文化史等方面多有建樹,而物質世界的流動性與意義轉換,「物」與「人」的相互生產和塑造,中國傳統社會不同時空、不同族群關於物質的知識體系的建構過程,及其與更高層級的社會文化和知識體系的互動關係等等,將極大地豐富物質生產與社會再生產這一組經典關係的內涵,並深化我們對其的理解。
第二,民族、社會、文化、歷史的整體觀仍是不可或缺的基本視角。歷史學派的研究始終圍繞「中國的民族、社會與文化」這一大主題,同時又能兼顧整體的綜合與單個民族或文化現象的深入探討,使「整體的局部」與「局部的整體」之間有機的、相對的關係得到了辯證的體現。這一方法既回應了在中國研究中如何做「厚描」的問題,又能有效校正當代社會人文研究普遍存在的「碎化」傾向。相對於社區方法論之於中國「復雜社會」研究的張力而言,歷史學派在這方面的矛盾較不明顯,正是因為他們找到了連接「簡單」與「復雜」、「小地方」與「大國家」之間的橋梁:歷史。而歷史和文化的多元和分層及其與中國的整體性之間的內在關聯,則是近年來各學科共同關注的重大課題。
第三,從民俗到宇宙觀,仍然是推動跨學科對話與整合的重要動力。近年來興起並引起廣泛參與和討論的歷史人類學,正是發端於此。由於民俗與宇宙觀所代表的恰是「文化」的兩端——「表象」與「結構」,因此從民俗到宇宙觀的研究,既能打通社會組織與觀念世界,也是擺脫「變—不變」二元對立的糾纏、尋求文化及其傳承機制的必由之路。對於時下文化遺產熱中視「遺產」為「碎片」、或把它抽離出民俗而使之「博物化」或「商業化」的傾向,也只有把「穿越時間的文化」置於從民俗到宇宙觀的體系之中來把握,才能糾正其偏頗並充分還原「遺產」作為文化「活體」的意義和價值。
第四,作為人類學的立足之本與最終訴求,文化類型與文明史研究,不僅可以突破「國家—社會」框架的束縛,還能打破各種「中心主義」的偏見,使我們能夠更加客觀地看待和分析世界秩序的形成演變以及中國的文化和歷史在其中的位置。就近年來一再被強調的人類學的中國化努力而言,在「國家」框架下積累的「地方性」民族志書寫,雖成果豐碩,但也面臨「太過本土化」的批評。而重返並更新從文化類型到文明史研究的視角,對於把中國人類學引領至更具有「世界眼光」的高度無疑具有積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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