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歐洲觀點看今日的女性神學

伊莉沙白‧溫德博士

女性神學是一種論及女性並針對女性的神學,三十年來它遍及全世界,並出現在神學被建構的地方。

在男性和父權組織的社會經驗和思維模式影響神學兩千年之後,這個地方乃是女性在當前和在歷史中的經驗。

女性神學有三個層面:

1、政治和社會層面:它以男性和女性的正義和平等為目標。

2、心理和社會層面:他不僅要使女性,也要使男性從他們傳統、固定的角色中解放出來,形成一種相互性。

3、文化和宗教層面:它要在女性的經驗的基礎上促使不同文化和宗教進行宗教性的對話。

我要從歐洲的觀點並藉著三個提問來簡介女性神學:

―我是誰?

―什麼或是誰解放我或救贖我?

―我們如何生活並盼望什麼?

一、我是誰?

女性神學開始時有兩個不同的發現。一個是性別主義,另一個則是聖經中女性的角色。這兩者彼此緊密聯繫,但是也產生不同的思維模式和行為方式。

我在1980年寫了:«成為自己:耶穌身邊的女性»,得到最廣泛的迴響,在其中,我將傳統順服的、儉樸的、低聲下氣的、被動的女性表達成具有創意的、倔強的、突破女性角色的人格,也就是「成為自己的人」。

1988年,Elisabeth Schüssler- Fiorenza在她寫的«作為紀念»中提到馬可福音十四章中用香膏抹耶穌的婦人,根據新約聖經的說法,她應該不斷被紀念,但卻遭人遺忘,並從此描繪出全面性的新約歷史批判的婦女故事。

我是誰?那是從教會的惡夢中解放出來,為自己重新解讀聖經故事的女性。那是把被神學和教會詆毀的母系文化视為她本身生活的幫助的女性。那是裝備好來對抗性別主義、種族主義和階級主義的女性。

那時,強化女性個別具創意的靈性並且還給女性在宗教改革傳統的地位,對我本身變得愈來愈重要。僅僅認可女性在社會和教會中的權利的做法並無法及於受到數百年來教會中扭曲的人格結構影響的女性,並將她們帶向新的道路。雖然許多人具有成為自己的潛力,但是她們一再因著要尋求父權式教會的認可,並因著內化的、順服的慾望而動搖。我經歷到幾個極端的例子,發現基督教的女性所發展出的自愛是何等的微不足道,之後我寫下這樣的句子:「我是好的、整全的、美的」。我以宗教改革的稱義論來抒發這個句子,沿用路德關於人在上帝的眼中是好的、美的觀點,並且用人是整全的圖像來補充。宗教改革受到奧古斯丁的人論的影響,和人的整全性觀點相去甚遠,因此人的整全性的論據只能在聖經以外的文本中找尋。

關於女性的整全性的衝突一直延續到今天。取代整全性的是女性存在的片斷性,這種做法卻忽略了,整全性並不意謂著全部,也不意謂著完美,而是應該以辯証的方式去理解。Rose Ausländer貼切地表達了女性生命中的這種辯証,她描寫:「遍體鱗傷,卻完好無缺」。整全是一種必要的、確實的經歷,而不是意識形態。整全性針對一種我們與生俱來並且不容否定的完好無損的特性。

重要的是,「整全性」的觀點在女性的歷史,也就是在支離破碎和渴望醫治的歷史中擁有一席之地,因此應該是一種神聖的遺產。再者,重要的是,「整全性」在今天絕對不僅針對完好的內心世界,也是一種涉及核心的社會議題的生態學和自然哲學的觀點。

傳統的神學所論及的女性的身體忽略、詆毀或侷限於一種關於肉身性的被濫用的概念。問題是:當上帝與身體會遇時會發生什麼事?而且,我是誰這個問題現在意謂著:與身體打交道、與身體辯論並與身體做朋友。我當時寫了«我的身體與我»,但那毋寧是一種抗議,自己終於專注於不被關愛的身體,以表達一種自我定義。無論如何,令人驚訝的是:生病的女性強烈意識到,她們與她們的身體緊密聯繫,並且透過她們身體的缺失,而與身體認同。一種女性主義的醫學從倫理學的衝突中甦醒過來:在墮胎和體外受孕的議題上,女性將醫生和神學家的眼光轉移到女性的身體上。爭議性的「整全性」再度得到一個嶄新的面向。歐洲傳統的身體和精神的二元論似乎因著女性主義的觀點而走上窮途末路。

二、什麼或是誰解放我或救贖我?

我將女性神學的歷史視為耶穌吸引人和受人排斥的歷史,而這個歷史具有不同的層面。女性神學興起時,Hannah Wolff寫的«耶穌這個男人»剛出版。它第一次使人注意到救贖人物的性別特性,並且看見另外一個性別,也就是迎向女性的人。這立即產生第一個爆炸題材:男性的救贖者能夠拯救女性嗎?有一部分極端的女性主義者立即脫離基督教:「如果上帝是男性的,那麼必然是大男人上帝!」這時,對於一位女性化的耶穌基督的想像出現了。在柏克萊樹立了一尊受苦的、被釘十字架的女基督的雕像。

最後,Carter Heyward在後來幾年中決定了女性神學的趨勢,她想提供一幅新的耶穌圖像,「因為我在耶穌的作為上看到人使上帝在這世界中變得具體的能力,我們也像耶穌一樣擁有這種能力...假設我們讓人看見耶穌的作為,而不是耶穌曾經是誰,這樣便意謂著,我們將重點擺在拿撒勒人耶穌,而不是永恆的基督。」

於是,探究男性救贖者的問題被相對化了,並且基督論被成為 神、人之間的轉捩點的耶穌論所取代。

從此以後,「關係」這個字眼對所有的神學場域,尤其是基督論或耶穌論發揮重大影響。女性神學將耶穌從毫無關係的處境中解放出來,正如對耶穌的歷史所做的活潑的詮釋所展現的:耶穌需要人,人也需要耶穌。婦女們讓他看見他的道路和使命。

在八O年代,出現了一種直到今天仍被討論的政治層面:基督論對於不同的社會壓迫佔有多少的成分?基督崇拜?基督帝國主義等關鍵字眼出現了,並且讓女性追問:哪一種壓迫女性的成分與基督這個概念相聯繫?女性在階層式的觀點中─尤其是教牧書信中─看到她們直到今天在教會中在男性的基督─男─女─階層中的從屬地位,並且表達她們的抗議。

另外一個層面再次改變了耶穌的圖像。以往排他性的耶穌基督因著他的誇勝主義和反猶主義而被檢驗。耶穌是猶太人,他和傳統相聯繫,這些事實成了神學的中心。他和女性的關係不再那麼特別,而是符合猶太人的傳統。

「耶穌是女性主義者」,「耶穌是女性的解放者」─從此這些話被視為反猶的標記,因為它以耶穌有別於猶太教的方式來看待耶穌,給他賦予基督教的特色,將耶穌硬塞進猶太教。相反的,女性神學發現,耶穌原本就是猶太人,緊密聯繫於他的猶太教傳統,並且他與女性的交往反映出猶太人的傳統。

現在,他只被當作猶太人來理解,一位完全身處於律法傳統中的猶太人、彌賽亞和拉比,而不再是基督教的上帝之子。他的死被理解成殉道之死,在許多殉道者的行列,他的死的獨特性不再存在了。

以前的人沒有看到,他也是自己的人,本真的猶太人,他本身的思維方式和人生觀並沒有引起別人的好奇。

傳統教會將耶穌之死詮釋為贖罪祭,這種做法成了另外一個衝突點,也引發女性對耶穌進行新的思考:耶穌為我們的罪死了─這種傳統教會的表達方式成了女性神學批判的焦點。一直和暴力相聯繫的贖罪祭的想法和女性在生命中抱持犧牲的態度所得到的負面經驗,被當作聖餐的基本想法而被拒絕,取而代之的是獻身的觀點。獻身被理解為耶穌對生命的態度。獻身也成為能夠使生命更豐盛的事。我以約翰福音中友情的思想來取代缺乏說服力的贖罪祭的思想:耶穌的死是為朋友、爲遭排斥的人、爲稅吏和罪人的死,他活著的時候已經將喜樂和滿足賜給她們。長久以來被遺忘的聖經思想再度成形,而這些想法始終在女性神學的方案中〈Carter Heyward, Sally McFague, Elizabeth Johnson〉扮演重要的角色。現在,這種思想為我形成一幅圖像,它涵蓋了耶穌的生與死。耶穌不是為我的罪而死,耶穌乃是為了他的朋友而死。個人的和社會取向的思想在其中佔有位置:上帝的友情─耶穌的友情激發出新的關係的思想,而且爲朋友而死的觀點為耶穌的生命和死亡賦予新的意義。



在過去二十年形成新的耶穌的觀點,它引發了解放、拯救的功效:

―耶穌,他是個人,他活在關係中,並且因此使得上帝得以具現在地上。

―耶穌,他是猶太人,深植於猶太人的傳統中。

―耶穌,他是同席吃喝的人的朋友,為他的朋友捨命。

―耶穌,他是智慧,上帝的女性圖像,在街道上呼召人。

三、我們如何生活並盼望什麼?

現在產生的問題是:女性神學表現出一種和傳統神學的決裂,還是一種有機的持續發展,並且豐富了信仰的陳述。

無疑的,他意謂著和父權主義傳統的決裂,因為他使得那群對社會毫無影響的婦女能夠獨立思考、言說、寫作和教學。但是我認為,女性神學雖然意謂著某些歐洲思維模式的終結,但終究是神學文化的創新。

這種創新似乎是對生命的關注。聖經的生命之言再次得到啟發的力量,但是不是針對不確定的永恆生命,而是針對當前。

我們歡度、認識、忍受並享受當下的、此界的生命:死前有一生命。這個句子對女性神學發揮重大影響,直到今日。彼界的虛幻安慰使女性忍受不義太久了,以致於轉向此界、塵世、當下成了女性神學的中心。

今天,我們以「塵世化」(Erdung)這個字眼來指涉這層涵意。它意指將神學再度帶到人、女性、日常生活、我們所虧負的塵世和人受損的身體。它意指,使上帝和屬於上帝的一切在塵世中能夠再度被經歷和體會。它意指為塵世中的公義而工作。

我認為,Erdung這個純樸字眼所隱含的比「內在」(Immanenz)這個膚淺的字眼還深刻。Erdung意指重回塵世,將它當作由上帝所形塑並由他的能力所充滿的領域。

據此,我認為重新探究死亡和永生的問題的時機到了。在舊約聖經中死亡意謂返回大地的懷抱;在古老和現代的基督教的見證中,我們可以找到大地的母腹的思想。因此,死亡並不是進入不知的領域,而是進入上帝的領地。它並不意指和生命決然的斷裂,相反的,它可以理解為過度到另一個上帝的領域,即使它是晦暗不明和不熟悉的。

長久以來,女性神學處理了死亡和將來的生命的問題。

對我而言,這是切實而重要的:探究復活的問題不再只是以簡單的句式:「我們站起來」「我們造反」「復活是反抗」來表達。

這些曾是女性神學長久以來對復活的主流詮釋。復活的耶穌成了跟隨他的人的反抗。對於Carter Heyward而言,復活不是耶穌生命中的事件,而是他的朋友生命中的事件。

問題是,在今天反映解放神學的目標的這些詮釋是否依然是充分的。當基督教神學充滿著避世的色彩時,這些詮釋是正當的,但是,今天它們在道德上過於窄化,並且變得癱瘓無力。女性神學若要擁抱生命,則必然要求另一種解答。

但問題是:我們能夠將影響基督徒兩千年之久的個人復活盼望拋棄嗎?我們能夠想像,如R. Ruether所指的,重回大母體中,讓我們的人格特徵化解無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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